郭台铭 非典型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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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跳楼门”频发前，他们手下工人的待遇要好于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也是公司能够吸引到新工人的原因之一。

60岁的台湾人郭台铭一直保持低调，若不是近来接连发生的“跳楼门”，郭台铭几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专访。这就是郭台铭，一个最典型也是最不典型的台商。

   



深圳郊外龙华工业园，犹如“紫禁城”一样的庞大厂区内，惠普的笔记本电脑、苹果公司最酷的iPhone和平板电脑iPad、摩托罗拉手机??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高端科技产品正源源不断被和它们同列世界500强的鸿海集团富士康工厂生产出来。

龙华工业园的雇员多达30万人，占地2.3平方公里，似是城镇多于工厂，几乎相当于中国大陆一个县城的规模。这一切都在生动体现着鸿海精密创建人郭台铭的雄心壮志。

在这个国际知名大厂纷纷将产品制造外包到低成本地区的时代，能将这些巨头的电子产品生产业务转移到中国大陆，郭台铭的手笔无人能及。几乎是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郭台铭已将他的公司变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出口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代工巨人”。

即便如此，60岁的台湾人郭台铭一直保持低调，若不是近来接连发生的“跳楼门”，郭台铭几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专访。他的公司也深深打下郭氏烙印，被视为“最不透明的公司”，没有“跳楼门”，神秘的厂区也不会对外开放。

白手起家的低调台商

1975年，台北三重河堤旁的五金模具店内，一位小伙子缩在狭窄的模具机器旁，他的摩托车引擎仍在发动着，停在外面。

他一手奉上点燃的香烟，堆满笑意奉承着店内师傅。“拜托你们了,先生们，模具请一定要在今天赶出来,客户明天就要了。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今天将模具完成,晚上请你们去看电影！”

这个名为郭台铭的小伙子出生于一个公务员家庭，1950年出生于台北，郭台铭的父亲在战乱时代由东北辗转来台。

和大多数台商一样，郭台铭的偶像王永庆有着卖米起家的传奇故事，而他自己的创业故事也十分传奇。这一年是他创业的第二年，资本额只有30万元新台币，专门承接一些黑白电视旋钮的生意。

这段日子被郭台铭称为鸿海最艰苦的时期，除了要对模具师傅陪笑，鸿海的老干部们清楚记得，郭台铭也要陪笑送礼给客户，而客户收了礼却连人都不请进家坐坐。

1970年代，台湾经济即将腾飞的时刻，郭台铭嗅到了创业机会。

1974年，他以母亲“标会”（台湾一种民间集资方式）中标下来的10万元新台币开始他的企业经营之路。但是创业之路并不顺利，母亲和朋友借助的第一笔资金很快用光。其他股东也纷纷退股，郭台铭只有硬着头皮向岳父借了少许资金，买下一间既有厂房，继续经营他的“鸿海塑胶企业有限公司”。

这一年，除了创业外，并不太耀眼的郭台铭还邂逅了首任妻子林淑如，二人家世背景悬殊。郭台铭家境不算好，毕业于普通的中国海专，而林淑如则是富家千金，是台北医学院的校花，还是药学系的高材生。

这样的富家千金下嫁穷小伙的故事在那个时代的台湾并不多见。但此后的经历证明了，林淑如并没有看走眼。

1981年，当其他同业还留恋家电业的时候，商业嗅觉敏锐的郭台铭则看准计算机信息业的前景，带领鸿海从家电业跨入计算机市场，转型生产个人电脑“连接器”。1982年改名为“鸿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资本额已经达到1600万元新台币。

台湾宏基创办人施振荣曾有过只买得起“单程机票”、毅然闯美并拉回客户的故事，而郭台铭也有类似的闯美经历，直到1985年鸿海成立美国分公司。

当时郭台铭为了使公司进入全球市场，自己拎着皮箱去美国。他回忆，在美国期间他曾雇用一个美国人做行销经理，此人同时也是他的司机兼英文口语教师，这间美国分公司就这么两个人。买不起机票，他和这位伙伴开着车，带着模具蓝图向美国的大公司客户展示并争取订单。跑过美国32州后，郭台铭能对丹尼斯连锁餐厅的菜单倒背如流了。

事业有成后，郭台铭回忆，曾有一次他有一个多月没有拿钱回家，后来在半夜回家时才发现小孩因为没有牛奶喝而哭闹不休，但林淑如为了避免增加郭台铭的压力，只喂小孩米汤，自己饿着肚子，也不愿向郭台铭诉苦。看到这些，他只能难过流泪，并发愤一定要成功。

1991年郭台铭的企业成功上市，1995年进入计算机机壳市场，只花不到10年时间，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台式计算机机壳都出自鸿海制造。

这个平民创富的故事，让郭台铭成为一个深植台湾、市井小民都知道的成功经营者楷模，树立起苦干创业者与工作狂式的企业家形象。
不过，相比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张忠谋和施振荣等著名企业家，同样是白手起家、创造出巨额财富的郭台铭很长一段时间依然默默无闻。

台湾一位媒体人曾回忆，1994年，一个半导体业界的记者发布会中，郭台铭静静坐在台下聆听，记者会结束后，郭台铭脸上堆满笑容向他递出名片，嘴巴只吐出一句话：“有空到公司来喝茶。”

当时，这位记者并没有特别留意郭台铭是哪一号人物，不过，现在他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情，心中总是对当初没有趁机好好与郭台铭建立关系感到万般懊悔。鸿海早已摇身一变成了世界500强，郭台铭更成为台湾首富，当中的变化非常人所能想象。

而在大陆郭台铭也一直到2005年成为台湾新首富后才渐渐被人所知，这一年，其鸿海帝国在大陆早已成为代工业的佼佼者。

鸿海帝国和“紫禁城”

进入1980年代后期，台湾传统产业已无生存空间，随着订单增多和在台湾的生产成本飙升，加之两岸间持续数十年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大陆开始了经济改革，郭台铭看中了深圳这个大陆改革前沿。

郭台铭于1988年在土地和劳动力都很便宜的大陆开办了首家工厂。他在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成立鸿海精密(深圳)有限公司，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又在宝安区龙华镇成立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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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鸿海帝国正是在中国大陆创立的。而郭台铭也成为红极一时的台商，尤其是其公司成为世界500强后，更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引资的重要说服对象。

    经营上，郭台铭确有过人之处。麦实创投董事长、前戴尔计算机亚太区采购总经理方国健对于郭台铭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到印象深刻。他曾回忆，1995年戴尔计算机创办人麦克 ．戴尔（Michael Dell）首度到深圳参观，打算在深圳和马来西亚槟城中择一作为戴尔的亚太区营运中心。郭台铭得知消息，亲自下海、全程陪同，甚至还拜托方国健把送机的机会让给他，以一个董事长的身份却展现出超级业务员的拼劲，最终居然以诚意与拼博精神成功抢下戴尔的机壳等产品订单。

    如今，鸿海已成为戴尔最大的供应商之一，而郭台铭台湾办公室内至今还挂有戴尔公司创始人的照片。

    就在戴尔决定把业务交给郭台铭的同一年，郭台铭在深圳拿下了一块更大的地皮，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富士康龙华科技园。

    分析人士认为，从1985年刚挤进台湾制造业“一千大”的传统模具公司，到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这和郭台铭利用大陆低成本的生产优势有绝对关系。而这一低成本生产优势的基础，正是其特殊的企业管理模式。这种“富士康”式的管理模式，此后成为大部分台商共有的模式。

    随着鸿海的规模一天天壮大，类似龙华科技园式的大规模厂区越来越多，要想凭一己之力直接管理这家公司，几乎是不可能。创造鸿海帝国除了郭台铭不断争取戴尔等品牌的代工机会外，还有位于深圳、廊坊等地的一座座被媒体称为“紫禁城”的科技园区。除客户外，很少有外界人士能涉足这里。参观该园区的记者会被挡在一些保密区域之外，并且仅限于在一些指定的地点拍照。

    20余年来台商不断西进，而郭台铭的鸿海旗下的富士康可以称得上是标本。截至今天，富士康分布路径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90年代转到以昆山为代表的长三角，再顺势向北伸向山东烟台、环渤海的秦皇岛；2005年以后，富士康在大陆的渗透趋势，已从沿海转向了以武汉、山西为代表的中西部??

    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富士康的利润依然很低。由于缺乏自身品牌与技术，光靠低廉人工所创造的附加价值很低。以iPad为例，零售价每台499美元，但代工费用估计仅11.2美元，利润率极低，必须靠数量才能获取足够的利润。

    面对这种情况，郭台铭以自身个性作为基础，培养了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只有大量廉价劳工及土地等生产资源并不够，还必须透过严格的生产流程及成本控制，才能取得更多国际品牌的大量订单，进行产业链底端的组装作业。

    规模与活力，二者存在内在矛盾。一个规模庞大的企业要保持高效作业，势必导致对个性的抑制。尽管有医院、书店、运动设施、网吧，园区内的街道两旁还有银行、邮局、连锁零售店和餐馆，常有一条横幅上宣传公司卡拉OK比赛，与园区外的街道并无明显差异，但这个封闭式厂区内采取的是半军事化管理。

    富士康的科层等级森严，企业文化更高度强调执行力。一位富士康干部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称，在富士康的一个重要存活法则是，只要上级让做一件事，你的回答只能有四种选择：嗯，是，好，OK。

    富士康内部流传的一个段子能鲜明反映出这种思维：一天，郭台铭召集各高管开会，说“我们年底前要造出一个宇宙飞船”，众下属异口同声答“一定完成”。尽管人人皆知该目标不能实现，但各高管还是随即召集各中层干部开会，并逐级分解任务、制定时间表，于是，每个车间、每天流水在线的工人开始加班加点、生产“宇宙飞船”的零件。

    而郭台铭并不认为这种段子是在讽刺他的管理模式，“我总对员工们说，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与在台湾创业时期和员工打成一片不同，这个庞大的“代工帝国”，无可能让个人有幸得到特别眷顾，更不用说是和高层的直接交流。在大陆的富士康到处弥漫着郭台铭的个人色彩，极富个人魅力的郭台铭在下属中很有威信，郭台铭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合影被放大镶嵌后悬挂在显眼处，而在厂区书店内销售的各种郭台铭传记中，也能看到他的照片。

    几乎所有富士康员工都知道“郭台铭语录”—“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在富士康厂房里，随处可见此类“郭语录”，连楼梯间隔也不忘记张贴。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富士康规模不断扩大，至1996年富士康的销售额已达5亿美元，初具规模。此后一路飙升，至2006年达到340亿美元，2007年突破450亿美元，富士康成为高效率、低成本、准时交货的代工模范，接单、抢单无往不利，也因此缔造鸿海集团的全球代工龙头地位，“代工帝国”由此造就。

    最典型与不典型的台商

    “一只皮箱走天涯”式的台湾发家样本，进军大陆后又成为台商迁移标本，郭台铭成为最典型的台商。

    更重要的是他的“富士康模式”，被很多台资企业与大陆外商及本地企业模仿、复制，可以说奠定大陆“世界工厂”地位的推手之一正是这种“富士康模式”。

    缘于“微利且高竞争”盈利模式的“富士康模式”，固然让台商们得以从容降低运营成本，在劳动力市场的“新大陆”创造巨额财富，却也让大部分台资企业被刚毕业的大陆大学生公认为是待遇最不好的企业。“抠门”成为台商的标签，台资企业也成为大陆口碑最不好的外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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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大陆地方政府关系紧密外，郭台铭与马政府的关系也十分良好。2008年下半年，马英九的民调低迷之际，鸿海子公司回台上市、在高雄设运筹中心及投资千亿元新台币造镇，一连串扩大对台湾投资的计划。台湾媒体称，这是以行动表达对马英九的支持，是抢救马政府两岸政策。

    但是郭台铭并不善于奉承，他曾因不满意产业政策，拍桌痛斥台湾政府，还放话要将鸿海总部迁出台湾。西进大陆后，他面对地方政府也不改性格，好几次传出有打断领导发言的事情。

    郭台铭这种独特的处事原则虽然饱受批评，但也给自己带来特殊的影响力。

    萧裔芬在专访完郭台铭后回忆，专访郭台铭远比她当年在香港“九七”前夕采访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要艰难。但是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大多数上节目的政商名人会开名贵汽车、在随从人员呼拥中来上节目，而郭台铭却是一个人开着休旅车。“他也不会在不理解电视台作业的情况下提出高傲而无理的要求；相反的，他倒是东看西看，并且因为电视台办公室中一些机器的机壳产自鸿海之手而感到兴奋。”萧裔芬说。

    或许是因为鲜少接受采访，使得郭台铭每次出现在电视机前说的每句话都成为“金口玉言”。2003年，台股市场观望情绪浓厚时，其一句“没有乐观的理由”曾让台股一日之内大幅下挫。

    这就是郭台铭，一个最典型也是最不典型的台商。

    “跳楼门”后的富士康

    在富士康接连发生跳楼后，厦门一位台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台商群体良莠不齐，台湾人“抠门”、“好色”等不良印象多因为这一群体。

    在这位台商看来，虽然员工接连自杀发生在任何企业都会是大新闻，但是发生在台资企业，大陆媒体批评尺度往往会更加严厉。“刻板印象太深了，尤其是郭董的公司，从2006年来，他就一直风波不断。”

    虽然大部分台商抱团力挺郭台铭，但是舆论认为，台商多半也是出于自己的公司发展模式与富士康类似，而非与郭台铭私交良好。大多数媒体认为“富士康模式”应该转型，富士康悲剧是中国现阶段依赖外资、廉价劳动力和加工出口贸易之经济发展模式的悲剧缩影。

    郭台铭在2008年也曾试图让富士康在产业转型上有所作为。对于目前在全球拥有十数个大型基地的富士康而言，不断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迁徙已经不是最好的办法，这令其开始考虑更进一步的产业转型和布局。

    富士康已经提出，其未来主要精力将放在如何利用大陆的资源寻找新兴产业，以及实现“科技的富士康”的宏大蓝图上。

    在富士康“跳楼门”频发前，他们手下工人的待遇要好于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也是公司能够吸引到新工人的原因之一。用工高峰时园区每天招聘的新员工多达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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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郭台铭每天工作16个小时，到了晚上依然驾驶着一辆配备了自行车铃的高尔夫球车在龙华园内巡视，数十年如一日。他会时不时停下车，或是抽查生产线的运转状况，或是帮助工人维修设备。

    此外，与王永庆等岛内著名企业家一样，郭台铭也十分关注慈善事业，他曾承诺最终将捐出个人财产的九成。

    但是郭台铭并没有因此获得良好口碑。“跳楼门”发生后，虽然有长期研究台商的学者表示台商对大陆成为世界工厂贡献良多，随着大陆物价上涨、陆商也兴起，代工模式的毛利日渐微薄，不透过压力管理、讲求一密码一动作的效率，很难达成获利目标，但在更多人那里，富士康的管理模式、郭台铭的个人言行，甚至连同台资企业也成为众矢之的。

    经济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在接受本港《大公报》采访时分析，珠三角地区不管是低端的港资加工业，还是像富士康、本田这样的世界500强大企业，为了确保更低的生产成本，都停留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管理水平，显然已无法满足“90后”打工者的社会和精神需求。

    郭台铭曾以清朝的乾隆皇帝为戒，乾隆后期清朝逐步走向衰落，在他看是因为“乾隆控制整个中国长达60年，在位时间太长”。所以，他早有表示“我想休息休息，把更多机会和责任留给年轻人”。然而2005年后，一系列生活变故不得不令郭台铭改变提前退休的计划：他结发多年的妻子2005年去世；2007年，他内定的接班人弟弟郭台成又因久病不治，最终离他而去。

    有分析称，在郭台铭没有交出鸿海实际经营权之前，他很难改变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和个人作风，但不论他和富士康或者鸿海是否被喜欢，作为商人，郭台铭只有一个目标：企业赢利。“跳楼门”带来的舆论风暴，到底会改变什么，无人知道。

    富士康的龙华园区依然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人行道边，依然是一队队拖着行李进厂房的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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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也不例外，其在深圳为工人提供的基本工资只有900元人民币，这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虽然没有强迫加班，但工人想多赚就得加班。

    但富士康与其他台商不同的是，它融入太多郭台铭自身的性格。

    虽然大部分台资企业不会主动在媒体上投放广告，但是不少台商会欣然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无论是在各地两会上还是各种两岸交流活动上，他们的发言会被证明两岸关系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富士康是个例外，郭台铭本人处处透露出独行、不顾外界印象与评价，也不开放信息的特点。

    台湾资深节目主持人萧裔芬曾在2004年专访郭台铭，有趣的是，引发媒体圈热议的不是郭台铭说了什么，而是“萧裔芬为什么可以访问到郭台铭”。

    直到富士康“跳楼门”事件爆发后，为证明自己并非血汗工厂，富士康才大规模开放媒体进厂采访，客观记录工人工作和生活状态—富士康显然比同行要显得大方许多：工厂为工人提供餐食补助，大多数工人住在厂区围墙之内的免费宿舍中。

    2006年，英国一家小报曝光龙华的工人待遇糟糕，特别是那些为苹果公司生产iPod的工人。在这篇英国报道之后，鸿海又遭到《第一财经日报》等大陆媒体的抨击。

    事后，富士康公司向《第一财经日报》两位记者编辑个人提起一场创纪录的起诉额高达3000万元的名誉侵权案。虽然此案后来以和解收场，但是郭台铭也因此进入公共视野。

    这并不是郭台铭第一次与媒体惹上官司，在台湾，只要遇到新闻报道有损于鸿海，郭台铭动辄兴讼。一名台湾的周刊记者更因被控恐吓取财，和郭台铭长期抗战，对簿公堂。郭台铭曾经用半戏谑口吻点名报社“再不修改报道方向，你们上市就把你们买下来”。

    只有其妻林淑如在世时能给媒体一些安慰，从未在鸿海有过正式职位的林淑如完全没有“老板娘”作风，有时她会对媒体记者代夫致歉：“对不起，我老公脾气不好。”

    2007年，郭台铭接受了自己已经置之不理长达5年之久、众多企业家求之不得的美国著名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但是在这次专访中，郭台铭依然强调，过分抛头露面会给竞争对手可乘之机，并有可能疏远自己的客户。他说，他恨自己的名气。

    除了与媒体关系不好外，郭台铭还不断要求各事业群全力建构专利壁垒，如今已拥有的一万多项专利，蓄积了控诉竞争对手的实力。众所周知的是鸿海集团拥有比台湾大型律师事务所还大的法务团队，各拥专长的律师、法务人员来自各国，总数达500人以上。

    只有一年一度的股东说明会上，媒体才会了解到从来不举办企业每季例行的法人说明会的鸿海和富士康的获利、配股及股东红利不差。在每年鸿海所举办的“尾牙抽奖”上，媒体才会了解到郭台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抠门”，鸿海会颁出巨额股票作为奖品，以2010年为例，鸿海总计抽出3900张、市值高达新台币5.24亿元的股票，最大奖为2690万元。当晚各创造50名百万富翁和13名千万富翁。

    不过，与媒体鲜有互动的郭台铭却有着良好的政商关系。方国健曾透露，当年麦克?戴尔访华时，郭台铭就是以安排戴尔与他熟识的地方政府官员见面为交换，获得驾车送戴尔去机场的机会，从而获得戴尔认可，获得订单。